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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洛阳曾是东汉、北魏和武周等朝代的都城，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是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北魏皇帝普遍崇尚佛教，而武则天对佛教更加笃信。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这些朝代在洛阳大兴土木，龙门石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拓跋宏北魏拓跋宏将都城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摆脱偏居北方的形势，深入推行汉化政策。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一个高潮就在北魏。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先后经历400多年的营造，才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龙门石窟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十多万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北魏迁都洛阳后开窟造像的第一斧就在古阳洞。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南北各股势力交互迭代，作为新生力量的鲜卑族在这个时期控制了北方大范围的地域，北魏孝文帝年幼时执政，此时实际政权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作为北燕皇族的汉族女子冯太后的为人处世对孝文帝拓跋宏产生了巨大的人生影响。
孝文帝亲政后认识到如果要巩固皇权，必须学习汉族执政的长处，与汉族融在一起才能长治久安。
所以在大同政权稳定后，排除众异迁都洛阳，并为了保证迁都及汉化的彻底贯彻执行，制定了严厉的制度，甚至死后也不得葬回北方，必须葬在洛阳附近。
孝文帝笃信佛教是受了汉化影响的重要体现，这种信仰不仅在大同营造了云岗石窟，也在在洛阳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并且在大同与洛阳之间官方，民间也营造了不少石窟，比较著名的有南涅水石窟，高平羊头山石窟等。
孝文帝营造龙门石窟一方面是彻底汉化并融入汉族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作为非汉族执政所必须的亲和民众的行为，不论孝文帝出于何种考虑，总之为大同，为洛阳，为中国留下了璀璨的石窟宝库。
北魏原都是鲜卑族，姓"拓拨″。到拓拨宏既位当皇帝时，迁都洛阳(今白马寺东)，改姓"元″，同时改为汉族，30岁以下人一律穿汉服，学汉字，讲汉话，他们都信佛教，所以就凿龙门山上佛像。
北魏在大同建都近一个世纪，使鲜卑族和汉族在这里加快融合，同期修建了大同云岗石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简单的游牧生活向农耕方向迈进，汉化的加速也促使其向中原发展，因而从当时的平城（大同）迁都至洛阳，进而修建了龙门石窟，与云岗石窟，并列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公元493年 癸酉 齐永明十一年 北魏太和十七年
本年五月，北魏孝文帝以平城地属北边，气候寒冷，夏季下雪，风沙常起，谋迁都于洛阳。但恐群臣谏阻，故借口南伐，以胁群臣。
本年八月十一日，孝文帝拓跋宏命太尉须跋丕、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自己亲率大军三十余万自平城出发，名为南伐，实为迁都。二十四日，到达肆州，当地百姓七十岁以上者均赐爵级。三十日，至并州，孝文帝亲自接见当地高龄百姓，存问民间疾苦。
九月初九日，孝文帝下诏，大军所到之处，伤民庄稼者，每亩偿谷五斛、帛二匹。二十日，渡过黄河，下诏并州、肆州、怀州、洛州四州百姓，百岁以上假县令，九十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岁以上赐爵一级。凡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每人赐粟五斛、帛二匹。孝文帝至洛阳，群臣固请罢兵，乃定迁都之计。洛阳从此为国都，平城称北京、北都。
公元494年 甲戌 齐明帝萧鸾建武元年
北魏太和十八年
本年闰二月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从洛阳到平城。
三月十八日，孝文帝在平城太极殿大会群臣，议迁都之事。群臣多不愿，孝文帝驳之，遂布置迁都事宜。
本年十月初十日，孝文帝辞太庙，奉神主，自平城出发去洛阳，正式迁都。
本年十一月，北魏在河阳（今河南孟县西）置牧场，自平城一带徙杂畜以实之。又每年自河西徙牧畜于并州，渐次南徙，使习水土，最终聚于河阳牧场。
北魏选择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作为首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崛起和称雄北方。因为大同本身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由东北亚山林进入草原的新兴势力，建立北魏的鲜卑人的主要力量就集中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并且在三国后逐步进入了南方的一些郡县。在永嘉之乱后的混战洗牌中，他们牢牢控制这个地方是非常要紧的。从这里可以获得阴山-鄂尔多斯草原来的贸易和技术渠道，并依靠草原南部的农牧混合经济来强化自己的实力。
平城本身处于什么位置呢？当地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牧业经济混合带，从先秦到清初都是如此。因而控制这里，不仅可以顺利的获得北方的战马、骑兵，也可以获得西面来的贸易机会与武器技术。而且不用担心过度深入中原后，失去对北方六镇兵马的控制，或是过早的成为四方打击的众矢之的。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战略决策，促成了北魏王朝的成功。相比后来迁都洛阳后引发的一系列内部问题来说，建都平城时的北魏可谓是欣欣向荣。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培养和诞生雄才伟略的君主，也有助于让本族的军功贵族保持自己的武力与地位。多样性的经济结构，也适于国家发展更好的军队。
平城就是这个一个向南位于贸易路线的要道。北魏从这里发兵反击草原上的柔然势力，或者是南下攻略中原都非常方便。他们在当时也清楚自己是北方征服者的角色，不希望将有限的人口淹没在中原的被征服者海洋里。平城由于其地理位置与经济结构，塑造了与内地民风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鲜卑人在这样开放式的环境下，是比较舒服的。
后来的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加强自己的集权。因为平城距离鲜卑过去的基地太近，又有六镇的贵族制约自己。一旦去了洛阳，大臣官宦们都成为了与地方脱钩的职业官吏。只有依靠皇帝个人权威帮助，才能继续以前的高位。结果自然是国内贵族的两极分化，酿成六镇兵变的惨剧。北魏的由盛转衰，也就从离开平城开始。
北魏为什么要定都平城（今大同）？原因其实很简单，寒鲲认为有如下两点：
平城位于北魏建国前与建国后相当时期长期经营版图的正中心
从拓跋诘汾、拓跋力微父子迁徙驻牧敕勒川（今土默特川，也叫前套平原，呼包两市所在地）起（公元3世纪前期，三国鼎立之时），鲜卑拓跋部便开始以汉代的匈奴故地作为根据地，进行发展了，从拓跋诘汾去世的公元220年算起，一直到拓跋珪称帝建魏的公元398年，鲜卑拓跋部已然在敕勒川经营了178年，近两个世纪。即便从刘琨割让雁北地区给拓跋猗卢的公元310年算起，拓跋部在敕勒川+雁北地区的统治时长，也有88年之久。所以，拓跋鲜卑在其代公代王时期会把都城选在敕勒川的中心——盛乐城，而在北魏建国初期，选在敕勒川+雁北地区（北魏核心领土）的中心——平城，纯属方便统治的需要所致（见下图）。
质言之，在北魏前期的征战过程中，平城长期处于北魏塞内外土地的正中心，直到北魏孝文帝想要完成汉化改革与征服南方，才把都城迁离了平城。
平城有利于北魏在兼顾旧俗的基础上征讨中原
平城处于农牧文明的交界地带，在平城周围乃至阴山南麓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农牧混杂的混合型，拓跋鲜卑在近两个世纪的驻牧阴山后，自然难免脱离原本的游牧渔猎生产生活方式，向农牧混杂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所以，平城是一处极佳的过渡地带，有助于鲜卑拓跋部由农牧混杂的旧俗向中原式的农业文明转型。
定都平城，可以背靠经营了两个世纪的稳固大本营，南向与其他族群势力争夺中原，而且还有太行山、吕梁山、燕山等高大山系作为屏障，来抵御中原势力的侵扰，除非中原能够组织起前秦那样的北伐，否则一切中原局部势力的远征（后燕北伐）都无法抵消翻山远征带来的后勤风险与行军风险（参合陂之战）。
质言之，第一点“平城是北魏版图中心”是第二点“平城的南北兼顾性”的决定性原因，第一点是决定第二点的，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寒鲲对于“北魏为何定都平城”这个问题，给一个最简洁的回答便是：因为平城位于北魏的战略中心。
北魏政权，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主要是以拓跋部为核心的联合了其他的小部落组合而成的一个政治结构，这样的结构就有一个致命硬伤，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汉人来说，就是人太少了。如果一开始便定都中原风险太大，不足以形成长久的稳定统治。
为什么定都大同（古称平城），自然要从此地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和分析是最为恰当的，咱从上面两张大同大卫星地理图上，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大同此地北面是阴山，南面是太行山，还有恒山据险可守，可谓是一块天赐的风水宝地，战略意义十分突出，所以进可以攻，问鼎中原，退可以守拒匈奴于阴山之北，实在是没有媲美此地更好的选择了，不要忘了在这里发生过历史上发生过著名的白登之战（汉武帝时期），就是由于大同此地的地形地貌，大汉朝在这里同匈奴大战于此，并且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匈奴，从而迎来了大汉百年的盛世辉煌，而反观大宋，就是没有保住大同这个战略要地，丢失了此地，这才让契丹以此为基，慢慢蚕食了大宋朝，最后的高潮事件大家都知道-大宋的两个皇帝竟然被契丹俘虏成了阶下囚，这在几千的封建史上可谓是闻所未闻。
第二，桑干河。大同（平城）的母亲河，正是由于这个十分重要的水源补给，才造成了能成为北魏首都的第二因素，在北魏时期的桑干河的水量远远比现在大的多，在北方这个比较旱地区，那个时代的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过富庶的河南地区。桑干河的地理环境可以发展农业用以保障北魏的吃喝用度。而良好的地理环境也使得桑干河北面的地域广大，水草丰茂，所以可以建设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从而可以形成畜牧基地和狩猎特区。
所以从这几点看来，北魏的统治者们选择了大同这个战略要地，桑干河的富庶之地作为自己的基地，可以给北魏的经济，农业，畜牧，军事，宗教（云冈石窟）多方面的发展，的确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最好最优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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