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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说皇子的话，那么不想还钱的可能性是挺大的。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年代，国库的钱是皇帝老儿的钱，自己儿子别说借钱，就是要钱，也就相当于普通家庭老爹挣钱给儿子花，哪有还的事。即便有还钱的道理，老爹也未必要他还钱。
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中，毕竟家就是国啊！国有国法，是要还钱的。但是皇子咋想的就很难说了，肯定有的想还，有的不想。像老四，压根没借钱，老八好像也没有，老十三也没有，他们就是真的借钱了，为了面子，也肯定会还。其他的，老三搞了一群学者在写历史，花钱多，现代观点看，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值得花钱，但是当时价值观未必。其他人估计不想还。
另外，还有大臣借钱整高利贷，他们可不敢不还的，但是除了还钱，还自己有富余的进项。这叫无本万利，本钱是皇上的，自己当着大官，谁敢不还他本金啊！这是被钱迷了眼，找死，结果被康熙罢官了。
《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皇帝的，但并不是说国库里的钱都是皇帝的，皇帝就可以随便用，国库的钱开销都会事先预算，皇帝要用国库的钱很麻烦。所以皇帝的日常开支是另外的，不从国库里直接支取，简单点说，国库是财政部的钱，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库，在清代是内务府，每年由户部拨款给内务府，负责皇室的吃穿用度专款专用，所以皇子百官到国库里借钱，欠再多，也不是欠的皇帝私人钱。
历代皇帝的小金库里钱从哪来的
皇帝的小金库里的钱怎么来，历朝历代的帝王不尽相同。汉朝时虽然是轻徭薄赋，但是赋税的种类却是十分繁多，有田赋、人头税、口钱、献费等等杂七乱八的费用。
其中“口钱”就是3到14岁少年需要交的人头税，每年要交23钱，这23钱其中有20钱是流向了皇帝的私人金库，另外“献费”就是意指皇帝为了国家日夜操劳，百姓需要进献给皇帝的辛苦费，每人每年63钱，这63钱一部分用于皇室宗庙祭祀，剩下的也是进了皇帝的小金库，汉朝皇帝的应当不缺钱。
到了宋朝以后，开始出现叫“封桩库”的内库，封桩库原本是收缴各割据势力财产，另置储存，每年还会从财政抽取部分，放到“封桩库”。最初是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就相当于两个国库，后面封桩库就变成皇帝私人的。打仗的时候没有军费，大臣们会向皇帝借钱，事后再还，宋真宗就有点不情愿：以后不许再借。
明朝的皇帝是有自己的农庄：皇庄，皇室派人管理，收入归皇帝的金库，这些土地，多数是直接圈占地而来，或是开拓皇帝来的。官员进贡，藩王进贡，进献的这些宝物财产也是都皇帝自己的，此外罪臣抄家之后的家产这些都会归于皇帝所有。国库也会拨适量款项给皇帝使用。
到了清代，内务府是专门皇室财政的机构，户部每年都会给内务府拨一定的钱，用于皇室的日常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是没有权力向户部提出拨款要求的。乾隆晚年奢侈享受，钱有点不太够花，又不好意思向国库开口要钱，所以他会重用和珅，和珅是理财的好手，他当了内务府大臣后，乾隆再也没有为钱的事情操过心，办一次千叟宴花了一百多万两银子，也没见和珅为难，他还弄了个议罪银制度，官员犯法，以罚抵罪，罚的钱进内务府乾隆的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呢？就因为从明代开始官员抄家出来的钱归皇帝小金库，和珅的巨额财富都进了嘉庆的腰包。
皇子百官找国库借钱：其实是公款私用，挪用公款，贪污腐化，国家财政出现巨大亏空
真正打借条到国库里借银子是不可能的，皇帝的开支都不从国库里走，官员个人更不可能从国库借到钱，实际情况是指吏治败坏贪污腐化，公款私用，挪用公款。
这种情况的形成，一类是清朝施行低俸禄制，正一品官年俸180两，七品知县一年才45两俸银。当国家财政困难时，还要在官吏的俸禄上打主意，要他们减俸或捐俸。还有地方上存留的公费，本属地方办公开支，数额本就很少，清初因军需一再裁减。康熙说“从前各州县有存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
这样，官吏们不但生活费用无保证，连办公费用也被克扣，因此不得不从老百姓身上进行搜刮。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鼓励各级官吏的层层剥削。
另一类就是在任上，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接待活动等等造成了巨大亏空，最后欠了国库的钱，这一类的代表是曹寅。
康熙下江南，因为种种原因四次住在江南织造曹寅家，曹家修建馆舍，迎来送往的巨大开销，个人是无法承担的，所以他挪用公款造成了巨大亏空。这一点康熙也很清楚，多次替曹家想法还清亏空，但是曹家最终还是存在巨大亏空，原因就是他是“因公”亏空，在接待皇室时，自家也在奢侈享受。但是因为与康熙关系特别，康熙不忍处罚追讨。
可怕的不是挪用和亏空，清代最可怕的其实是贪污腐化，与康乾盛世伴随的是贪腐恣意横行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廉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的廉洁典型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济，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康熙朝雍正几次领命去黄河流域救灾百姓，深刻体会到了官僚集团欺下瞒上，营党结私，罔顾法理对国家造成的危险，几次出灾救民，国库都拿不出银子。
雍正能够反腐成功，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是成功的基础。这两件事，前者将收税中的利益空间收归国有，摊丁入亩扩大税基，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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